《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原标题:《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 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 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 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 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 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 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 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 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 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 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 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 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 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 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 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 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 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 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博文来自来源: 选自中国文学史

如涉及版权纠纷,请与网站编辑联系,以便及时妥善处理
赞一下

对我有帮助

已有0人点赞
找不到对应的评论内容


二维码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