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不从政、也不经商 

沿着北京后海南沿寻找的旧宅,转了几圈,才发现身边巍然伫立的大院,就是目的地。高高的院墙里,前后有两进院落。院子里一片静谧,杨尚昆当年的起居室、书房和会客厅,几乎都保持着原貌。

环球人物记者将要拜访的主人公是杨尚昆次子杨绍明。见面后,他热情地同记者打招呼,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首先进入了一个小纪念堂,万花丛中,杨尚昆和夫人的塑像被摆放在正中央,两旁则挂着杨尚昆的油画像和名人书法作品,整个环境肃穆典雅。

杨绍明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是中国当代知名的摄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从青年起就常常为领袖人物拍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亲切地称他“小二”。

和杨绍明对话,你一定会被点燃。他声音洪亮,极富激情和感染力。为了欢迎记者的到来,杨绍明特意刻了一张碟,里面有十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是他的摄影作品。我们的谈话,自然就从这里开始了。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不从政、也不经商,他说:“我的照片都是热的”

中南海里的小摄影师

杨绍明至今还保存着1959年他17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准备接见先进人物代表,他们刚在前排就座,说说笑笑间,杨绍明已经按下了快门。照片中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生动,神采飞扬,照片题为《领袖们》。

杨绍明的摄影素材以及创作意识,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杨绍明的人生起点,始于延安宝塔山下。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在延安出生了。出生后不久,杨尚昆夫妇就赶往抗日前线,邓颖超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他感叹:“伯钊(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三过草地,走到延安,生下这个娃娃不容易啊!”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不从政、也不经商,他说:“我的照片都是热的”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杨绍明本可以选择更优越的发展方向,但他不从政、不经商,自打12岁那年父亲送给他第一台莱卡M2相机开始,就迷上了摄影。把摄影当作毕生追求的梦想,这让杨绍明在“红二代”的圈子里显得很特别。

学照相伊始,杨绍明就是拍人物,先拍父母,然后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父亲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几乎成了中南海里的一个摄影小帮手。谁家要团聚,就会叫:‘小二,给我们来张合影。’我也很用心,照完以后自己冲胶卷,自己放大。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像侯波、杜修贤、孟庆彪等等,我得空就向他们请教。”

1961年,杨绍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说虽然自己当时是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的专业,但之前的求学经历却让他刻骨铭心。当年,他被邻居公认为神童,一直是中南海的孩子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偏科,数学成绩不好,杨绍明中考没有考上。

“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当年,毛主席在所有孩子里一直非常器重我,他还曾开玩笑说‘这个杨小二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候补期18年’,因为他觉得我机灵,聪慧。但中考以后,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每天耷拉着脑袋不敢看人。记得那是1958年5月25日,我跟随毛主席等去十三陵水库,毛主席问‘小二你没有考上高中?’我说是。他问什么原因?我说数学不好。毛主席说,没有关系嘛,你不要老是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没考上去接触工农群众也很好,干部子弟要和群众交朋友。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在毛主席的激励下,我狠下功夫,最终以平均分85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

杨绍明在高中时,就用相机留下了中央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毛主席访苏,杨绍明拍下毛主席站在舷梯上挥帽告别的照片;1961年,毛主席在首都机场和章士钊聊天,这张照片入选全国影展;他还拍了贺龙读毛选、陈毅打乒乓球、李宗仁回国等。到1966年“文革”开始,杨绍明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不从政、也不经商,他说:“我的照片都是热的”

内乱中的磨炼

杨绍明说,他先后经历了战争年代、和平年代、十年动乱以及改革开放。在成长道路上,对他影响至深的只有“革命”二字。“如果我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摄影家,是因为我首先是一个比较坚定的革命者。”解放战争时期,杨绍明和家人经历了高山车祸、深夜抢过敌人封锁线等艰险。在延安时期,他见过采访毛主席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见过给朱德写传记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他说:“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从小就属于革命、热爱革命。”

十年动乱中,杨绍明因为家庭原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外界传言,杨尚昆曾参与了当时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行动,谈到此事,杨绍明坦言,他和父亲完全不知情。“但我跟父亲是有联系暗号的。我当时正好去北京出差,外交部一些干部子弟对我说‘小二(有)好事,江青被抓了’。我想怎么让爸爸知道呢?晚上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辗转找到在临汾的父母。我告诉爸爸周信芳死了,周信芳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海派,‘四人帮’也是海派。父亲说知道了。这是一种默契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杨绍明才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平反,被分配到新华社担任摄影记者和编辑,工作8年,后来被评为高级记者。

镜头中的慈父

2007年,杨绍明历时3年,赶在中央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父亲精心制作了一本画册《风云画典——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书中收集了500多页近千幅杨尚昆同志的历史照片。谈起父亲留下的最宝贵精神财富,杨绍明说就3个字——为人民。“别看字少,做到是很难的!我父亲做到了!”杨绍明动情地说。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他不从政、也不经商,他说:“我的照片都是热的”

1907年8月3日,杨尚昆出生在四川省(现属重庆市)潼南县双江镇长滩子四知堂。杨绍明告诉记者,四知堂有一个反腐倡廉的典故。“以前,当地有个叫杨震的官员,有人晚上送来银子贿赂他,并小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其他人知道,这点意思你就收下吧。杨震响亮地回答‘你知,我知,没关系,天知就是神知,神都知道了,不行!你拿回去吧!’这个典故一直被父亲拿来教育和警示我们,要行得端、做得正,不能自欺欺人。”

环球人物:您怎么通过镜头表现父亲的?

杨绍明:我最喜欢的照片是父亲在86岁登黄山时拍的。当时父亲戴着墨镜,遥望黄山内外,心情好像豁然开朗。父亲是个很达观的人,那样曲折复杂的历史,他都挺过去了,很淡定。看着这张照片,我常常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些?

环球人物:您最佩服父亲哪些方面?

杨绍明:父亲最让我自豪的,是他从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政治斗争错综复杂,他却能让干部和老百姓觉得信服、公正。父亲也讲过自己常当“不管部部长”,意思是别人都不愿意管的事情,他来管。最重要的一次是全国人口普查,不是他分管,但他主动担当,受到好评。父亲言谈举止有时很幽默,到广东工作期间,一次在广州市委的大会上,他鼓励干部爬山游泳,并风趣地说打打麻将也可以,因为广东人爱打麻将,父亲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在家里,父亲常教育我们要孝敬母亲,十年动乱,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回到北京,父亲都将大房间让给母亲住,自己睡小的。母亲病逝时,医生急于将母亲送进太平间,父亲发火说:“尸骨未寒,让我们再多坐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当众发火。后来,父亲在母亲的墓碑上刻下“终生伴侣,永恒怀念”。

环球人物:你们父子之间有过分歧和争执吗?

杨绍明:没有过误会,也没有过争论。父亲作为政治家,对党的忠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1966年在日记中记载,他被撤销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时,毛主席跟他谈话,让他到基层去锻炼。他在日记中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二,小二非常高兴,说到地方可以学很多东西,他真是我的好儿子”。我反正不能给父亲丢脸,所以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坚决维护父亲,针对那些诬蔑和不实之辞,我非常激烈地为他辩护。因为他的确不怕被江青扣上“老保翻天”的帽子。

环球人物:杨尚昆同志平日在家中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杨绍明:父亲一生钟爱读书,他的藏书粗略统计不下5万册,其中不少是绝版。2007年,重庆图书馆还专门辟出一个400多平方米的“杨尚昆赠书阅览室”,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父亲因为喜欢历史,有一次托毛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看能否买到《二十四史》,要最老的,本子最大的。后来田家英找了两个月,真的找到了,父亲如获至宝,用卡车把一个大书柜装着的《二十四史》一起运回了家。爱读书的毛主席看后,爱不释手,因为他也有一个书柜,也装着《二十四史》。有一天,毛主席和父亲说:“你的书柜比我的好,我们交换吧。”父亲一口答应了。后来,我们把毛主席的《二十四史》连同书柜都捐给了重庆图书馆。

环球人物:您父亲最喜欢您的什么作品?

杨绍明:父亲最喜欢我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彩虹。那是1963年,北戴河大雨过后,天边出现一道长长的彩虹。当时毛主席正在沙滩上休息。多好的拍摄时机啊!我请毛主席站在台阶上看彩虹,但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在捣鼓什么,老看着我。我灵机一动说:“毛伯伯,请您轻松一点。”毛主席说:“我很轻松啊!”此时,我按下快门,将毛主席与彩虹、大海连接在一起的画面定格。父亲对我这次“单独出击”颇为赞赏,在他看来,有内涵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还有一张是82岁的邓小平抱着孙子“小弟”和全家老小一起在海边,“小弟”转过脸来正要亲爷爷。见此情景,我赶快对焦按快门。照片洗出来给小平同志看后,他哈哈大笑说:“真是两个丑八怪。”一旁的家人提醒他,他忙改口说是“两个撅嘴巴”。

“我的照片都是热的”

从1980年到1992年,杨绍明拍摄了大量邓小平工作和生活的照片,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他是主要拍摄者。在此之前,1987年,杨绍明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获得第三十一届“荷赛奖”新闻人物类铜奖,这是中国内地摄影家第一次在该项世界大赛中获奖。

中国理论家柯灵对杨绍明从事摄影事业这样评价:“在每个年轻人似乎都能拨弄几下相机的今天,将摄影作为终身事业来追求,是异常艰难的。按照杨绍明的家庭背景,如果在古代,那就是肥马轻裘、意气凌云的五陵少年。但他一直追求的,却是与显富尊荣有别的摄影艺术。”对此杨绍明向记者感叹,“从现实意义看,摄影家是一种‘严峻’的人生选择。”

已过花甲之年的杨绍明,工作节奏仍然很快。除了拍摄领导人,他还为很多城市拍摄了“性格名片”。比如拍上海,他选择了汇丰银行的旧址,通过30年代外国银行的一扇铜门,可以看见对岸的东方明珠。一个画面展现了两个时代,构思巧妙,内涵丰富。杨绍明认为“专业摄影在中国得不到重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摄影走向世界。

环球人物: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杨绍明:我现在还继续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从去年9月起,我们开始做一个慈善项目“大地情——首届中国摄影爱心捐助行动”。我是想编选出老中青摄影家的代表作品,让世界看到中国摄影从传统到创新的发展趋势,看到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专业摄影。

环球人物:您从事摄影有没有遭到质疑?

杨绍明: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虽然在某些人看来,我和喜欢从政、从商的人有些不协调。比如有一次,我去汕头大学参加活动。李铁映代表中央去了,李嘉诚先生也在场,仪式开始时,我就拿出相机抢镜头,却被保安一把拉到旁边。会后李嘉诚感慨地说,这场面我从来没看到过,杨先生怎么说也是名门后代,怎么随便就被挡到一边去了。可是我不在乎。“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我的心是热的,我的照片也是热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博文来自来源: 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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