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豪强才有社会稳定 


[导读]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文章引用了孙立平基于对中国社会的长期跟踪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认为这些趋势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根本性影响,得出了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的结论,但是再回首才发现,抑制豪强的人本身就是大豪强,我们平头百姓是“地心海命”,所以不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的财富集中程度:

  这个数据是全美国top1%收入人群,所占总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这个数据达到了巅峰,后来经历了二战和美国经济滞涨,到了80年代之后又有了飞速提升。当收入不均衡又达到了之前的高峰点,就是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

  这幅图更有意思,这个讲的是在top1%的人群中,财富的集中程度,可以看到那条红色的线,是top0.01%的人群,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上升趋势,即便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也是再分金字塔的,财富集中的明显趋势在这张图下一览无余。

  再看一下我们中国的金字塔吧:

  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私有制注定会造成人类的不平等,注定会造成两极分化。中国基尼系数如此之大,要想缩小难上加难,如果中国能消除两极分化,那么再稳定百八十年不成问题,如果不能消除两极分化,甚至还不断扩大贫富分化,那么不管什么神一样的统治者都是徒有羡鱼情了。那么中国能不能消除两极分化呢?我们先来参考孙立平提出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规律。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中国自古就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并不是说“草根”的儿子比富二代、官二代蠢一些,而是官二代、富二代们垄断了资源,占据了平台,导致草根阶级无法与其竞争。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

  第一,阶级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北上广与西北地区的差距很大,富豪区与棚户区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级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级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机制。亦即:高考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是富二代、官二代掌握资源的合理性的机器。为什么呢?我们从考上名校的孩子的家庭北京就可以看出,真正出身寒门的学子只占到5%左右。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级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级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级差别但无阶级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级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

  第三,阶级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级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第四,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

  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

  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

  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精英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他们对群众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诸如2017年国庆前夕马云旗下支付宝“年纪越大,越没有人会原谅你的穷”系列广告那种字里行间、深入骨髓的一股浓浓的咪蒙味儿,那种深秋时节吹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寒风,让人不由得心头一凛。这样赤裸裸地羞辱劳动者,真是世所罕见。不禁让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精英的结盟会导致“上层阶级化”的结构形成。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级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

  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互联网越来越难做,没有谁能竞争过BAT(百度、阿里、腾讯),中小企业生存越来越难,所以国家提出要培育中小企业。这其实是在为自己续命。我们才能看到2016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突破5500万户。

  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2015年一场股灾让多少人跳楼。特别是城市房地产将大多数预备中产阶级挡在了门槛之外很难翻身,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而房价的升值让房叔、房姐与房奴、没有资格做房奴的人们的差距拉开了祖宗十八代。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

  在私有制的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

  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

  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受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级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级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以上四个特征说明了当今的社会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具有很明显的反应,当今笑贫不笑娼、歧视贫穷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仅仅精英结盟,而且精英要在教育上奴化平民。比如精英们会告诉你,有些人就是蠢、就是笨,就是应该被管理,我们制定规则管理他们是对他们好。

  再比如这些精英传们会告诉你,农民起义就是破坏社会稳定,工人罢工就是不负责任,他们是“贼”、是“寇”,他们“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比如你们的马云爸爸会告诉你们,就算打倒了地主,农民也富不起来;比如有人在你耳边谆谆教诲:“如果你不能改变社会,你就要去适应社会,这样成功了才能证明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比如高贵的文人一面公开大喊口号: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只在今日,一面偷偷对自己小老婆说“水太冷,不能下”。

▍抑制豪强才有社会稳定

  如果我们仅仅看那些统一全国的大王朝,比如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我们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灭亡于内部的尾大不掉。即使被外敌灭亡的西晋、北宋,也是灭亡于内部尾大不掉所导致的无力抵抗外敌入侵。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中国这种大体量的社会巨人,只能灭亡于内部的政争和尾大不掉。

  需要指出的是豪强扩张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经济繁荣的同时,豪强们就会趁势崛起。如果政府无力抑制豪强的无限制壮大,则豪强就会上吞政府的税基,下夺小民的生计。最终政府的税收、豪强的侵夺、官僚的压榨全部都会落到了百姓的身上。当压迫到一定程度后,定会政争频仍,并最终迎来新一轮的大洗牌。

  自从遇到西方人后,中国的这些豪强们似乎有了外逃的后路。大不了学李嘉诚弃中投欧,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豪强们攫取的目标就是土地。市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化的股权、债权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资源。豪强们攫取的目标就会是股权、债权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资源。古代当土地集中到豪强手中后,政府的税基消失了、百姓的生计消失了,社会也就开始动乱了。现代社会一旦多数企业股权、债权、期货期权等集中少数豪强手中后,必然导致内需不振、消费不足,并最终导致马克思说所的资本主义典型的经济危机。后果是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同步溃败。我们都知道现代的美国生病了,是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豪强病。美国的大豪强们攫取了多数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卡奴、房奴们无力维持足以支撑美国经济的消费水平。美国不病才没天理呢。

  有人不清楚豪强们是怎么侵吞政府税基的。古代豪强们所拥有的土地无法藏着掖着,都明白无误地摆在地上,可是政府楞就是收不着税。奇怪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逃避税收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常见的手法是逃田、飞洒、诡寄、将膏腴之地报为荒地、丈量土地时少报数字、谎报天灾。天高皇帝远,皇帝不可能亲自来丈量;核查的官员们自己就是豪强地主。所以,土地一大片,税收一点点。百姓不但要交自己土地的税,而且要替豪强们交他们“飞洒”过来的土地税收。现代的豪强们怎么逃税呢?只要看看税收的侧重点就知道了。反正资本利得只有少数国家征很少的税,大豪强们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是不征持有税的。如果认为房产税是富人税,那就大错特错了,房产税是地地道道的穷人税。一旦房产税开征,富人们都将会跑去拥抱金融资产而抛弃房产。

  如果将房产税按照国研中心383方案设想而确定为县区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必然导致房产税演变为货真价实的穷人税,因为穷人不可能不住房子,而豪强们却可以只住一所房子。总而言之,古代豪强拥有土地不交税。现代豪强拥有金融资产同样不交税。政府的税基只能是百姓。一旦豪强坐大,政府为了生存只能将百姓逼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谁来抑豪强,回过头来才发现抑豪强的人本身就是豪强,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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