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47) 

明媚晴朗的天空——北京(下)

真山美保

(剧作家,著名导演)

周恩来总理开始提问题。

所提的问题,都是我所从不注意和尚在设想中的问题。万万没料到,一个国家的总理所要了解的,竟都是戏剧界还没有考虑到的专门问题。

老剧团的代表们开始感到问题难以回答了。当时,新剧界迫于生计问题,逐渐转向电影和新媒介电视,戏剧公演的次数不断减少。况且,一茬接一茬上演日本新作品的红火时期也已过去。

周恩来总理的目光不停地扫视着大家,最后,落到年纪最小的我身上。

周总理突然问道:

“听说你是以一种新思想创办剧团?”

我愣住了,天哪,周总理是怎么知道的呢?尽管脑子里像开了锅似的,但我马上镇静下来。我打开笔记本,睁大眼睛,认真地回答问题。

“是。我认为,艺术创造于民众,也只有回到民众中才能得到完善和提高。所以,我离开了生养我的东京,天天深入到沸腾的劳动现场和劳动者中间,创作、演出,听取批评意见。我的想法是:‘到民众中去,同民众共同创造艺术’。”

“和群众生活在一块吗?”

“对。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纺织厂、煤矿、造船厂等工矿企业,以及山乡和渔村度过的。”

“是在发掘作品的题材吗?”

“不错。是想了解他们所烦恼的问题,希望能通过文艺作品,鼓舞少女们的勇气。因为在今天的日本,许多劳动者仍然被自卑感困扰,实在叫人难以想象。”

“原来是这样啊。观众能有多少?”

“这得看剧场大小。多的时候超过2000人。平均每场800到上千人次。”

“采取什么手段对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呢?公演的形式是怎么确定的?”

我很是惊讶。在中国,这些问题从来是由国家决定的,真是问到了点子上。我逐一作了回答。我报告说,6年时间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工厂、农村、山乡、渔村、学校以及城市中,独自摸索出各式各样的公演形式。我暗自嘀咕,人家会不会嫌罗嗦,这对中国有何益处呢。……

可周总理却耐心而认真地听我讲。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由剧团的人自己承担吗?”

“是的。演员们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从事各种活动。”

接着,周总理又询问了作品题目、日本各个城市的特色等。

“您是搞创作的,广大群众对您的作品有何反映?”

“观众的掌声可热烈呢。在寒冷地区,虽然都带着手套,可还是发出哗哗的响声。有时还跺脚欢呼的。”

虽然因为年轻讲了这么些不太谦虚的话,但决没有不实之词。这时,周总理望着郭沫若先生说:

“日本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高,这很了不起!”

然后又和我促膝而谈。周总理紧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很好。群众买票看戏,我们的收入有保障。”

“哦,没有任何其它援助吗?”

“没有,可以说连一分钱也没有。但从剧团成立以来,还没饿过一次肚子。后台经常收到许多装得冒尖的饭篮子,有粘糕、红豆饭、鱼虾什么的。还有人送活鸡呢,盛情难却,真有些为难呀。”

周恩来总理大声笑了起来,很随便地双手抱膝,说:

“太好了,实在太好了。您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困难总会有的,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嘛。”

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在祖国日本,我还从未获得过如此高度评价。有人说,真山青果的女儿也未免有些出格吧。甚至嘲笑我老把人民大众挂在嘴边,反对我深入探索劳动群众的内心世界。演出一旦超出城市范围,便受到冷嘲热讽。

我热爱充满生气的劳动大众,热爱开朗正直的普通百姓,更热爱靠劳苦为生的下层人民。我只相信他们这些人的眼泪。对于那种靠拼命拉那些只知道项链和装饰品的人作演员才能搭起班子的戏剧,我毫不感兴趣。……

我的心愿只有一个:置身在人民的劳苦与泪水中。随身只带着笔和纸,及芭蕉[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早期俳人,开创集俳谐革新大成的蕉凤之祖。——译者]和芜村[与谢芜村(1716~1783),江户中期俳人,俳风超俗且展现抽象美。——译者]的俳句集,深入到地方去。

无论别人怎样恶语相伤,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和行动。从20多岁起,我就是这样我行我素。我曾受到过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曾为不被理解而苦闷。但是,人民大众的厚爱,给予我勇气和力量。在遥远的异邦——世界大国中国的首都,能够得到周总理如此深切的勉励,是我连想都没敢想的。

回首往事,我觉得,周恩来总理对一切事情都看得那么透彻深邃。2年前,在北京上演了我创作的一部戏剧。接到邀请后才知道,我是中方唯一指名邀请的人。剧团草创之初,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范例,正在苦苦求索中,我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延安时代演剧情况的资料。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和那时的情况太相似了。我不禁拍案叫绝,把它当成了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我后来才想明白,周恩来总理与我们的会见似乎出于偶然,其实是经过了详细调查的。不然的话,周总理怎么会提出那些有的放失的问题?

我思绪万千。不光是唐代诗人李白、杜甫,中国的诗人无不参与政治事务。

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首的中国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绝大多数都是诗人、文人。

那时周恩来总理的头脑中在思考什么?别的不谈,在访华期间,周总理曾多次亲自到我的住处拜访了许多人。召开的座谈会简直难以计数。由此可见,周总理心里装着什么,不是一目了然的么?

虽然当时我只和周总理谈过一次话,可以后不论什么时候,我总能感受到周总理那颗温暖的心,我想大家一定能理解我的感情。

我至今仍和邓颖超先生有书信往来。1975年,我偶遇对外友好协会王炳南会长,1977年在对外友协的主办下,实现了在中国举行盛大公演的愿望。从此我经常到中国访问,同中国的政治家以及难以计数的朋友们建立了牢固的信赖关系。饮水思源,今天的一切,都得益与周总理那次不寻常的、深入的会晤。

每当我在创作中碰壁时,除了请教我的老师、父亲真山青果外,还有一个人能够解答我内心深入的疑虑。他,就是周恩来总理。我的作品问题,还离不开王炳南会长,以及在今日中国挑大梁的前辈和友人的帮助。

我曾有幸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春风采,并和她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总理成为挚友。

前面记叙的那一日——更加明确和坚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在碧空艳阳的北京,在光线阴暗但幽静典雅的房间里的促膝交谈,已是33年前的往事了。但至今仍言犹在耳,深深铭记在我心中。

我相信,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日中两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永远祝愿北京的天空更碧蓝、更明媚!

周恩来总理,感谢您!

子子孙孙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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