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岭南:恨有君子志 康乐终成空 

原标题:谢灵运与岭南:恨有君子志 康乐终成空

谢灵运在诗歌史上的功绩,主要是他第一个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朱自清先生称他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是“发现自然的诗人”(《经典常谈》)。然而,这位杰出的诗人命运却很不美妙。谢灵运于宋元嘉十年(433)被徙付广州,于他本人,这就是一场悲剧,是走向刑场的穷途末路,是人生最后的数月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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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谢灵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岭南、走上刑场?究竟与岭南发生着怎样的联系?这位康乐公与今天的康乐园又有着怎样的因缘呢?

  内心的傲慢结下了致命的梁子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再度东归故乡会稽始宁之后,“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始宁山居为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晚年开始经营。《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注》对此有过较详尽的描述。及灵运辞职还乡后,又在北山修筑扩建,“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对此,其《山居赋》及自注以赋体惯长的手段和注特有的引申发挥,作了纵横捭阖铺张扬厉的叙述。而谢灵运山水诗中,有一二十首都是直接描写其始宁墅风景的。

  “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所谓的伐木开径,其实就是南朝士族们对田园山泽的开发占夺,是谢灵运对始宁山居的经营开拓。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始宁置于会稽条下,“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临海,本会稽东部,“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约摸估算,自始宁至临海,则大致有七百里之距。“从者数百人”,近千里的伐木开径,其声势之大,不可谓不嚣张,也难怪要让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

  谢灵运的伐木开径,可以说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这也表现在他对待两地太守的傲慢态度上。谢灵运甚至要求“惊骇”之后的临海太守王琇加入到自己的行进队伍中。“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崄,旅客易山行’。” 从“不肯”的字眼中,甚至依稀可以看出灵运“要”之反复,未果之后,还要讽之以诗。

  王琇没有与灵运计较,但会稽太守孟顗却无法忍受。“在会稽亦多从众,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孟顗不可能不“深恨此言”。孟顗事佛之精恳,其来有自。据《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曰;“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至义熙十四年(418)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戎,妙得经意。”在人家的地盘上,本来理应稍微客气点,但谢灵运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们的,并且还常常一逞口舌之快,从而结下了致命的梁子。

  怨恨和冲动走上一条不归路

  《宋书·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讎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这里的“百姓”决非一般人民,因为贫弱百姓决不能和豪家争夺。这里的“百姓惜之”“百姓惊扰”,指的应是下层地主对传统士族的占山护泽的不满与恐惧,因此,谢灵运两次欲决湖为田,宋文帝都已经同意,会稽太守孟顗却坚执不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士族的占山护泽,因为严重挤占侵害了庶族官僚们的利益,而受到他们越来越多的限制排斥,这种矛盾,加之以谢灵运的倨傲性格,更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乃至“表其异志,发兵自防”。

  谢灵运没辙,也只有“驰出京都,诣阙上表”,向文帝自辩。文帝明白其中的因由,不加之以罪,但也不让他东归,而以为临川内史。对文帝而言,这是一次妥协平衡,明知为“诬”,却并不追究诬告之人;于谢灵运,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本指望皇上会为自己主持公道,结果却大失所望。

  不仅不欲使谢灵运东归,安排给他的临川内史,也只是个五品官,而之前他曾担任过的秘书监、侍中,都已是官居三品,不升反降。虽然在薪俸上看似有所增加,刘宋制,侍中,秩比二千石,如今“赐秩中二千石”,但与故郡的“生业甚厚”相比,这点小小的所谓“恩赐”,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政治伎俩而已。

  谢灵运于元嘉八年季冬离京师赴临川。其《孝感赋》即作于途中,有云:“于时月孟节季,岁亦告暨。”表明出发的时间在冬十二月初。

  谢灵运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所以他到任临川后,“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而当在京任司徒的刘义康派人要对谢灵运采取措施时,积压在他心头的对孟顗的怨恨,包括对朝廷的失望,便瞬间爆发了,所以,这回他不再是“驰出京都,诣阙上表”,而是率部众反将来者“执录”,不惜撕破了脸皮,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此而言,说谢灵运“遂有逆志”,未必是空穴来风。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立志报仇的张良,倾其家财收买刺客欲作致命一击,其心态与此时的谢灵运何其相似。为难自己的人是刘义康,庶族地主代表的皇室对士族的打压已是必然,“帝秦之害”已经显现。今人郝昺衡以为此诗乃刘宋当权者的伪造,但至少从诗意来分析,认定它出之于谢灵运之手,也还是合乎其情理的。谢灵运不会真是要推翻皇族的统治,他压制不住的是心中的愤懑与失望,以及其鲁莽和冲动。

  “罪衅累仍”的谢灵运,在刘义康的坚持之下,最终被“徙付广州”。

  踏足岭南三个月的劫难

  谢灵运徙付广州,时在宋元嘉十年(433),是没有疑义的。但具体什么时间,因缺乏确切记载,而一直不甚明了。

  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到涂口(今江苏六合县瓜埠口),到达附近桃墟村时,看见七个形迹可疑的人,觉得他们并不像一般人,于是立即报告上司;上司派遣士兵随同宗齐受追赶,最终七人被拿下。经审问,其中一个来自山阳县名叫赵钦的人说:“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兒,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

  对这一事件,学界多有怀疑,认为这应是刘义康们为陷害谢灵运而设下的陷阱。姑不论事件的真伪,由于要坐实其罪衅,这里所透露的“去九月初”的时间,理应是经得起推敲的。

  “去九月初”里的“去”,意思就是刚过去的一月。如谢灵运《自理表》:“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云”里的“去月”就是指的上月。这里说“去九月初”,透露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谢灵运犯事徙送广州,最迟应在九月初;一是谢灵运为“有司又奏依法收治”的时间,应在是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了。《宋书》及《南史》在连接这两件事情时,用的过渡词是“其后”、“后”,《资治通鉴》用的是“久之”,这个时间段在一个多月左右。

  这回,宋太祖刘义隆也未再能保住他了,乃“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弃市刑”,注家们多以为是斩首之刑。而据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四》“弃市”条引:《汉书·景纪》注:师古曰:“弃市,杀之于市也。谓之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也。”秦汉时弃市乃斩首之刑,魏、晋以下,弃市为绞刑。而该书“绞”条引:晋《刑法志》: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罪之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魏并有弃市之名,皆谓绞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5-139)

  由此可知,谢灵运所受的应是绞刑,而非斩刑,绞刑之罪稍次于斩刑,难道这算是太祖刘义隆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吗?死时年仅四十九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谢灵运的具体受刑时间也不能确定。但《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系之于元嘉十年(433)十二月的倒数第二条,应已是十二月中下旬了。结合其《临终》诗中“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的句意,以及收治之后的下诏并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合情理的。

  如此算来,谢灵运踏上岭南的时间,至多也就是三个月左右。而即便是这三个月左右,他基本上也是不得自由的。所以,岭南的风物并没有太多地进入到诗人的创作中,流传至今能考的作品,也就不外乎《岭表》、《岭表赋》、《临终》三首残缺篇章。即便是此前曾无限向往的罗浮山,并感梦而作有《罗浮山赋》,这回自己“南通罗浮”,却也明白是无缘践梦的了。

  康乐园里说不尽的因缘

  岭南于谢灵运的一生而言,只是一个行刑的时间。中国山水诗的代表诗人来到了岭南,但岭南的无限山水却没能带给诗人永嘉山水般的愉悦与慰藉,也就无法留下诗人的激情与感发,这是令人无法释怀的遗憾。

  但即便如此,以诗人当时“江左独振”的才名之盛,他带给岭南的影响却是久远深长的。谢灵运徙付广州,是举家南下的。《南史》卷十九曰:“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儿子谢凤、孙子谢超宗也随同流徙,谢超宗当时不过两三岁。谢灵运在广州被杀,谢凤没几年也年纪轻轻病死岭南,谢超宗随母亲在岭南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才得允回到建康。

  谢灵运徙付广州,及其后人近二十年的居所,位于何处已无从确考。但今天珠江南岸的中山大学校址所在地名为康乐园,旁有康乐村,一直被认为即是康乐公曾经活动居住的所在,不然如何解释这个名字偏偏集中出现于此地呢?其实,无论康乐公的身影是否在这里徘徊吟咏过,其后人近二十年时间是否都在这里度过,谢康乐的声名确已沉淀于此,留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思索、追寻。

  谢灵运留下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志愿。同时,又把他的一副美髯捐献给了寺庙里的维摩诘像。据《太平广记》第七十九《谢灵运须》:“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安乐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即使只是一副须髯,也终逃不过厄运,沦为唐代公主们斗草使性的玩具而已。地下有知,谢公恐怕又不免要生出一番“恨”意来。


博文来自来源: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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